众文网1.我国取保候审的现状及如何完善取保候审
我国取保候审的现状及如何完善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制度是源于英国的一项法律制度（在英国称为保释）。
早在1679年，英国《人身保护法》就规定了请求准予保释是被羁押人的一种权利。 本文为您介绍相关我国取保候审的现状及如何完善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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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审制度的形成有两条重要的理论基础：一是任何人均享有自由权，哪怕存在犯罪嫌疑，也应尽量保证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二是无罪推定原则。
任何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都应享有自由的权利。 该制度目前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纳，我国于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亦也对其作出明确规定。
取保候审制度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采用，就在于它具有重要的权利保障功能、对国家资源节约、避免犯罪嫌疑人审前被集中羁押造成犯罪习性的交叉感染等优越性。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取保候审制定的一些弊端，往往使该制度成为一些司法人员索贿、收贿的手段，也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刑罚处罚的通道，同时给原告当事人造成了新的人身威胁。
当取保候审被滥用之时，亦是这一人性化手段发生变异以至于助纣为虐成为“恶法”之日。而过多适用保证金保证的方式，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与其财产状况挂钩，也导致了取保候审适用上的不平等，使其成为富人的专利。
因此如何有效地加强对侦查机关使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确保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防止侦查机关滥用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是我们侦查监督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当前我国取保候审的现状中的弊端 （一）现行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和空白点。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实行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有逮捕必要，但因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宜逮捕的等四类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之后，可以取保候审。 但从司法实践看，一些条款失之过宽为取保候审被滥用提供了可供任意操作的空间。
比如，对“社会危害性”界定比较含糊，缺乏更细密的规定，往往为办案人员办人情案，关系案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是否会串供、逃跑、对受害人造成伤害，往往“跟着感觉走”，亦是对司法人员智慧的考验。
而何为“严重疾病”，亦无明确的规定。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0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中，只列出了准予保外就医的30多种疾病，而究竟什么才算是严重疾病，司法机关普遍感到不好操作，监督机关更难以监控，尤其是令原告当事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二）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办理基本由公安机关内部决定，决定程序过于封闭，具有典型的职权色彩。 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诉讼代理人都不能充分有效地参与，不能对取保候审的适用、决定产生任何影响，更缺乏针对不当取保候审决定的救济机制，亦为执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史立梅就认为，“由于办案机关几乎拥有不受限制的取保候审决定权，这为某些部门或人员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所谓取保候审权利获得与否完全取决于司法人员自身利益取向，缺乏最基本的客观公正性，从根本上违背了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程序理念。
另外，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中，没有为申请取保候审方设置有效的申诉程序，公检法三机关的取保候审决定都是终局性的，不受任何复议、复核程序审查，即使申请方对司法机关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持有异议，也无法向上一级公安司法机关申请复议、复核。 （三）取保候审财产保规定缺陷多，保证金收取和去向规定不明确，监督不到位。
司法实务中，出于对担保人信誉之疑虑，公安司法机关大多采取财产保的方式，只有在犯罪嫌疑人确实交不出保证金而又不得不对其取保候审时，才采取人保，客观上形成了以财产保为主、人保为例外的现状。就财产保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单一的金钱担保，而未规定其他财产担保，这从客观上将能提供其他财产担保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排除在取保候审的大门之外。
另外，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数额未做明确规定，未对保证金数额的上限做出规定，随意性大，使得实践中保证金收取数额失控。 个别司法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受利益驱动，往往：（1）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或不应当适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经济利益或私情随意取保；（2）违反六部委及各部门有关解释不能同时采取人保与财保保证形式的有关规定，对同一案件变相同时采用保证人担保与收取保证金这两种保证形式；（3）对在取保候审执行过程中无违法违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解除取保候审时不依法退还保证金；（4）违反收支两条线的政策规定，收取保证金不打收条、不入帐、设立单位小金库等等。
（四。
2.：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比较研究：论文提纲
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刑事案件中才适用，中国没有保释这总说法. 取保候审的范围有刑事诉讼法的：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六十五条、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
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七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甲在某商场里盗窃价值300圆的日用品，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取证审批后，处以\"行政拘留15天\"，这种情况不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更无保释一说，因为这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在交纳每日两百元的保证金后，行政拘留暂缓执行。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 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
3.如何完善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和制约机制
1。
量刑条件：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由于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罪刑较轻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其逃避侦查或起诉、审判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社会危险性较小，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有利于教育、改造挽救犯罪分子，减少诉讼成本。
因此建议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或者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2。
身体条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
严重疾病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明文解释，并列出具体疾病伤残标准的便于执行。在办案过程中，遇到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情形，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程序，提供科学依据、严格审批。
不论是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或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都是酌情条件。 不将其监禁，主要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体现了国家对于有特殊情况的犯罪嫌疑人所采取的宽大仁怀的态度。
3。事实条件。
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取保，主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批捕起诉、判刑，法定刑最低在三年以上的案件，一般不宜取保候审。 但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定办案时限已到，不能捕、不能诉的案件而需要继续侦查取证的可以取保候审，但对共同犯罪案件，某些犯罪嫌疑人在逃，由于这些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串供等妨碍侦查行为的发生，应慎重考虑。
4.如何完善取保候审制度
1。
法律对取保候审规定过于笼统，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刑诉法规定，能够取保候审的情况有二种：一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 社会危险性的。
什么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在公安侦查、检察起诉环节，如何判定一个案件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这在实践中是很费踌躇的，因为在法官的判案过程中，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退赃情况、初犯、偶犯等等因素都是法官决定对被告人采用何种刑罚的酌定依据，也就是说，对同一个案件，按照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如此，让侦查、检察人员如何把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幅度，从而对其采用取保措施呢？对于第二种情况，什么又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况呢？如何确定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致再发生社会危险性呢？社会危险性本身是质与量的统一，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具有社会危险性，但这个可能性的阈值是多少，法律也没有明确的量化的规定，这就给承办人员的自由心证留下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使取保候审在操作中有可能走向过宽或过严二个极端，而依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主要是走向了以羁押为常态，以取保为例外的严苛的一面了。 2。
取保候审政出多门，司法机关各行其是，作法不一。 根据刑诉法规定，公安、检察、法院均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但却在程序上没有规定对被取保人在各个诉讼环节如何分工配合、协同一致，以至于在实践中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不知该对被取保人办何种手续而不再办手续的；也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法院重新取保的；更有甚者，还有公安部门取保后，检察不办手续而法院却又重新取保或者检察重新取保而法院不办手续的，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的被取保一，而有的却被取保了二、甚至于三。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3。
执行机关无力执行，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
而现实中如果是公安部门自己取保的，由取保部门自行执行倒也顺理成章，而如果是检察、法院取保的，则由公安哪个部门执行却法无明文规定，公安也无相应对口部门，况且，公安维护目前社会治安尚感警力不足，若再增加取保执行这一块，警力将更加捉襟见肘。 因此，现实中，对刑事案件，法院环节基本上不主动采用取保候审，而检察院由于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需要则往往与公安达成协议，由公安委托检察院对其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执行，也就是说，检察院取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由检察院自己执行了。
4。 被取保人自身素质不高，保证金的交纳、保证人的保证无法阻止其逃跑。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有大量的刑事案件是由外来流动人口作案形成的，这些人自身文化素养低下，法治观念薄弱，对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理解不透，认为不被羁押便是没事，往往在被取保后一跑了之。 现实中，虽然司法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时也要求其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但由于交纳的保证金数额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常常放弃保证金，选择逃跑；或者是根本无力交纳保证金而采用人保方式，其提供的保证人又往往与其同样素质低下，法治观念薄弱，根本无法保证其随传随到，接受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不得不采用了对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够罪即捕的羁押方式，应该说也有其现实合理的一面。要知道，追捕逃犯的费用是远远大于羁押的费用的，司法机关不可能为了一个刚刚构成犯罪的外来流动人口的逃脱而兴师动众的追捕，但若任其逃脱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法律尊严的维护。
而对于当地长住固定人口犯罪后取保候审的，由于通常采用人保方式，而对保证人又无适当的约束方法，至使犯罪嫌疑人脱逃后，案件只能不了了之。笔者在以前办案过程中就曾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女孩子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了，因是本地人，就采用了人保方式，让其父亲作了她的保证人，但不久，她就跑掉了，去向不明，问她父亲，她父亲却说他根本管不住她，案件到了检察环节，因犯罪嫌疑人不到案只能搁置，这就给我们的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因此，以后再有如此情况，公安便小心谨慎，不敢轻易取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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